百年民與國 – 之三 – 賴和與張我軍

僅以此篇文章,紀念台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 ,117 歲冥誕。

台灣新文學運動濫觴於1920年,陳炘發表在台灣青年雜誌的「文學與職務」一文中指出,台灣新文學應作到言文一致並且要有自覺。該篇文章中,新文學理論的陳述,以中國的文學革命為基礎;但是並未引介當時中國尉為風潮的白話文學。一直到1924年,當時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「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」,方才將白話文學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。

張我軍將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介紹到台灣來,並且發表許多文章大力批評台灣舊文學。 舊文學在台灣的失敗,張我軍這樣批評:

「…他們為做詩易於得名,又不費氣力,時又有總督大人的賜茶、請做詩,時又有詩社來請吃酒做詩。既能印名於報上,又時或有賞贈之品,於是不顧死活,只管鬧做詩…〈糟糕的台灣文學界〉,《張我軍詩文集》。

…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開擊缽吟會呢?總括說一句:也有想得賞品的,也有想顯其技巧的,也有想學做詩(技巧的詩)的,也有想結識勢力家的,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的,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兼結識勢力家的。〈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〉,《張我軍詩文集》」

張我軍點出了台灣舊文學的墮落:詩人文人藉著文學附庸風雅,自我標榜,甚而接受殖民政府的懷柔籠絡,因此他「痛感著台灣的文學之道已污穢不堪走了!已有從根本上掃除刷清的必要了!〈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〉」因此,張我軍引介中國的白話文新文學,乃是針對墮落的台灣文學界所進行的運動。同時,這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,更與台灣新文化運動結合:用易於理解的白話文取代詰屈聱牙的文言文,做為文化與知識的傳播媒介,啟迪台灣大眾的心靈。

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非只是單純的文學改造運動而已。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,架構在對殖民者的反抗,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我認同追尋之中。

將白話文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,並大力鼓吹的人是張我軍,然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上真正戮力耕耘的人卻是賴和—今天我們稱他為台灣新文學之父。

1926年台灣民報成立文藝欄,賴和擔任主編。當時賴和已在彰化成立診所看診,然而他依舊戮力於文藝欄的編輯(早上看診,晚上至深夜編輯,這般操勞,敢也是賴和早逝的原因?);賴和對於這份工作相當用心且投入,因此在1926年之後,使得台灣民報和其後的台灣新民報皆成為台灣新文學的中心。除此之外,賴和對於後進的提攜也是盡心盡力;比如日治時期晚期的作家楊貴便回憶道,賴和為他第一次寫的白話文劃上密密麻麻的紅線修改,並加註評語,而小說〈送報伕〉也是透過賴和之手刊登;楊貴更透過賴和的提攜領晤文學也是社會運動的重要途徑;他的筆名「楊逵」更是賴和幫他取的。

雖然張我軍與賴和皆投身於台灣新文學運動之中,但兩人是非常不同的;特別是面對殖民者之下自我認同的追尋。張我軍認為:「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。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,則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隨之而影響、變遷,這是必然的道理。〈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, 1925, 台灣民報〉。」張我軍鼓吹的台新文學運動的論述下乃是以中國為宗;張我軍並且還認為:「…我們的話(指台語)是土話,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語,… 沒有文學的價值,已是無可疑的了。所以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台灣言語的使命。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。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。… 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合致的……倘能如此,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。 《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》」,是故張我軍主張完全以中國的白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。

張我軍的中國認同,與他的個人生活經驗有關。張我軍十八歲時(1920年)隨前清秀才學習漢學,1921年即至中國廈門謀職,而在1924年又至中國北京求學。1925年短暫回台之後,1926年又再度赴北京求學,此後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返回台灣。因此他的中國認同,可以說是原起於對殖民政府的抗議:遠離被殖民的台灣,投向中國的懷抱。

賴和,出生在甲午年,隔年台灣即割讓與日本。他從小接受私塾教育,舊文學根柢深厚,並且也在青年期接受日本新式教育,受新思潮的啟蒙;1918年,賴和赴廈門行醫,旅居廈門期間,亦受到五四運動、新文學運動的衝擊。然而他在1919年即返回台灣,並在彰化開設賴和醫院行醫。

賴和與張我軍同樣受過舊式漢學教育,同樣去過中國廈門,經驗過中國生活,然而賴和在文學創作中卻並沒有堅持使用中國的白話文。他的文學創作中,嘗試著使用漢字寫出台語;特別是在小說中,人物的對白裡,台語自然而然的寫在其中;此外,賴和漢學根底深厚,他的漢詩也寫的很棒,但是,賴和中後期甚至開始寫作台文詩﹣這樣的詩當然是白話詩,而且是用日常生活中用語-台語-來書寫!茲欣賞一首賴和的台文詩,『呆囝仔 – 獻給我的小女阿玉』:

呆囝仔 不是物
一日食飽溜溜去
不曉照顧恁小弟
只管自己去遊戲
呆囝仔 人是不痛你

呆囝仔 不是物
一日當當要討錢
三頓不食使癖片
四秀擔來擔擔拑
呆囝仔 人是無愛碟

呆囝仔 不是物
愛穿好衫著較美
不曉寶惜顧清氣
染到塗粉滿滿是
呆囝仔 會吃竹仔枝

呆囝仔 不是物
無啥無事哭啼啼
哄騙不煞人想氣
要叫不敢就較遲
呆囝仔 無拍不改變

賴和這樣的白話文創作,豈不正是符合了「我手寫我口」(黃尊憲語)的白話文寫作原則?

與張我軍相同的是對殖民者的反抗,但賴和卻不因為漢學的學養以及中國的生活經驗而產生強烈的『中國認同』,相反的,他的認同在經歷過中國的生活之後,轉回到生養他的土地母親 – 台灣。與張我軍完全相反的,賴和不但沒有鄙棄自己的語言(台語),反而嘗試用他來書寫,來創作,用真實的語言,有血有肉有魂魄的刻畫出當代人民的生活圖像,有血有淚有汗水的對殖民者重擊反抗。

張我軍和賴和是相識的。但是兩人卻未因為自我認同不同,以及對新文學創作載體的相左認知而互相攻訐。張我軍到彰化旅遊的時候,還受到賴和的招待。張我軍在『八卦山麓的一夜』中這樣描寫賴和:『最引起我的興味的,是懶雲君的八字鬚。他老先生的八字鬚,又疏又長又細,全體充滿著滑稽味,簡直說,他的鬍子是留著要嘲笑世間似的。和我想像中的懶雲君完全不一樣。』(張我軍是1902年生,賴和是1894年生,張卻稱賴為老先生!我腦海中又浮現一幅畫面,張我軍和賴和握握手,嘲笑著21世紀的台灣人,都已經脫離殖民統治了,還在藍綠對抗?自我認同混淆?)

一個人的自我認同的追尋,可能是複雜又曲折的,本文篇幅不足,無法細究賴和與張我軍自我身分認同歧異的原因。然而,對照百年後的今天,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仍然充滿歧異,母語的白話書寫仍未能普及。華文書寫的普及乃是中國國民黨透過政府機器強行達成的,這其中對母語壓迫所造成的不公不義,又是另一個問題,又值得再大書特書了。

文末,再新賞賴和一首浪漫的台語詩:

相思歌

前日公園會著君,怎會即溫存?
害阮心頭拿不定,歸日亂紛紛。

飯也懶食茶懶吞,睏也未安穩,
怎會這樣想不伸,敢是為思君。

批來批去討厭恨、夢是無準信,
既然兩心相意愛,那怕人議論?

幾回訂約在公園,時間攏無準,
相思樹下獨自坐,等到日黃昏。

黃昏等到七星出,終無看見君,
風冷露涼艱苦忍,堅心來去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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